
据日前《南方周末》报道:经过18个月的调查,经合组织完成了中国环境报告。中国有1/3的河流、75%的主要湖泊、25%的沿海水域遭受严重污染。中国超过1.7万个城镇没有污水处理厂,近10亿人的排泄物几乎没有经过收集和处理。该报告总结说:“中国的经济在向发达国家迅速靠拢,但环境水平却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近似。” 经合组织这份中国环境报告总结中所揭示的“反差”,令人警醒,催人反思。
当代的社会生态学把人和自然的关系放在社会关系中去考察,强调社会改革对于建立健康的生态的优先性。社会生态学在分析和解决人类环境问题时并没有把环境问题完全归结为科学技术问题,它还存在着一个社会政治的维度,一个现代人类主体的维度。毋庸置疑,近二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就,同样毋庸置疑的是,这一“奇迹”的实现使我们付出了“致命”的代价———生态环境受到了空前的破坏。在“人”的定位上模糊不清的“唯发展主义”直接造成了对物质的滥用,甚至把物质生活环境以及人类生活方式变成人类本身的敌人。中国并没有将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取一同步,相反以后者牺牲前者。过去二十五年间没有一年完成过国家的环保任务便是一个佐证。更有甚者,为了GDP和地方官员的各种私利,地方官员和不法奸商可以不惜一切公共利益和环境代价,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体制下,几乎没有人能挡得住某些官员对环境资源“掠夺”的疯狂。在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的“个体理性”下,遭殃的是国利和民生。央视前不久播放的“走遍中国”专题片,有一集“轮回的沙化”。通辽市原是草木丰茂,牛羊成群,近三十年内,某些官员的短期行为令环境惨遭破坏,科尔沁沙地大面积受到沙化的威胁,百姓三次被迫搬家。
俄裔美籍犹太人布克金在论述“环境正义”时说:“人们在自然界所造成的不平衡是由他们在社会中所造成的不平衡引起的。”在我国,这种“社会不平衡”导致的环境影响十分突出。中国城市的环境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以牺牲农村的环境为代价的。中国污染防治投资几乎全部投到工业和城市,偌大的农村竟然成为污染防治的“死角”。农村所遭受的环境不公不仅仅是“垃圾场”,譬如,通过截污,城区的水质改善了,农村的水质却恶化了;通过“退二进三”,污染企业搬迁,城区的空气质量改善了,近郊的污染却加重了;等等。总之,城里人在享受由于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文明盛宴的同时,农民却啜吸着由此带来的环境污染的苦酒!
美国国会和总统顾问委员会环境事务顾问、世界著名的生态哲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在《哲学走向荒野》一书中描述了人类和大自然关系的理想境界:“这种拥有不是征服,而是保存;不是武断,而是容让;不是贪欲,而是爱。”不必讳言,中国人相距这一理想境界甚远。
据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在今年1月27日发表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7》中披露:在全球118个国家参加评价的2004年生态现代化指数排名中,中国以低于世界平均值17分的42分排在第100名,位居倒数第18名。试问:我们难道有理由把一个“国在山河破”的环境留给子孙后代么? 作者:沈栖